金年会,金年会官网,金年会登录,金年会注册,金年会app下载,在线体育投注,电竞投注平台,真人游戏平台,金年会数字站），男，安徽淮北人，安徽工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家庭社会学、社会治理、社会政策研究。

　　［摘要］强代际伦理下农村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究的问题。当前实践中，皖中Z镇农村基本实现了彩礼低额化，其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当地均衡的性别结构降低了男性择偶竞争压力，制约了高额彩礼的出现；个体化进程中子代婚姻自决权崛起，抑制了彩礼“要价”空间；熟人社会中强有力的村庄舆论对彩礼数额形成了约束。这样的低额彩礼形成机制为当前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的治理提供了一种基于地方实践的重要启示。

　　农村低额彩礼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彩礼“兼具支付属性与礼仪属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彩礼逐渐由“对女方父母的补偿”转变为“对新婚夫妇的资助”，其物质支付属性不断凸显，进而出现“天价彩礼”现象。“逐渐高涨的彩礼成为农民日益严重的负担”，并可能由此引发“代际剥削”。亲代成为子代婚姻成本的责任主体，强代际伦理构成高额彩礼的重要生成机制，加之在本地通婚圈内选择婚姻对象的趋向，高额彩礼得以形成。但笔者在对皖中Z镇的调查中发现，虽然当地亲代对子代负有强代际伦理责任，并且当地民众推崇一种“本地婚”，但该地的彩礼却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构成了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对这种低额彩礼形成机制的揭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有助于深化对彩礼运作的理论认知，从而为高额彩礼治理提供启示。

　　当下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引发了学界关注。其一，代际关系视角认为代际关系样态是农村低额彩礼的重要成因。彩礼支付以一种准制度化的方式实现了财富在家庭内部的代际转移。其中，在子女已经“努力干活，给自己家作了大量贡献”的情况下，有的子女会觉得获取彩礼和嫁妆“像是从家里拿走自己存款”。然而，“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是抑制宗族性村庄女儿成为彩礼要价主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宗族性村庄的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以父权制为代际关系的核心，代际关系呈现出“强代际伦理、弱代际支持”的特点，加之子代的资本积累有限，降低了高额彩礼的可能性。这种“强代际伦理、弱代际支持”的代际关系样态构成农村低额彩礼的重要成因。其二，人口流动视角认为女性资源的流入是出现低额彩礼的重要原因。在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适婚女性的跨区域流动造成农村地区女性资源流失，引发农村地区婚姻资源的结构性失衡以及对农村适婚男性的“婚姻挤压”。在“婚姻挤压”之下，当地男性面临“结婚难”问题。女性在婚姻“市场”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婚姻市场要价”能力得到增强，因而拉高了彩礼。相对而言，在一些女性人口流入地区，“婚姻圈高地”的梯度效应吸引了大量女性资源流入，当地女性资源相对充足，使得本区域彩礼维持较低水平。就此而言，女性资源的流入是出现低额彩礼的重要致因。其三，情感合意视角认为婚姻当事人的情感合意是形成低额彩礼的重要影响因素。彩礼虽然“兼具支付属性与礼仪属性”，但首先是蕴含一种深厚的礼俗意涵，起到规范“姻亲秩序”的作用。“个体化进程中，个体掌握了婚姻的决策权”，适婚青年当事人成为缔结婚姻的重要决策主体。由此，适婚青年个人的情感合意状况构成了决定彩礼数额的重要因素。“在自由恋爱和性别平等的地方情境中，以情感为核心的亲密关系成为婚姻的决定因素”，彩礼的礼俗面向得以凸显，促进了低额彩礼的形成。就此而言，适婚青年的情感合意状况是形成低额彩礼的重要影响因素。

　　综上，既有的代际关系视角、人口流动视角、情感合意视角深具启示意义，相关研究凸显了代际关系、人口流动、情感合意等因素对农村低额彩礼的影响机制。但既有的研究仍然难以解释笔者调查案例中映现的一些低额彩礼实践。第一，代际关系视角从代际关系角度揭示了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强调“家长”权威的维续构成抑制高额彩礼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其难以解释本文案例所呈现的问题，即在个体化进程中“家长”权威式微的情境下，为何会出现低额彩礼。第二，人口流动视角指出，女性资源的流入降低了流入地男性的择偶竞争强度，由此抑制了彩礼数额的上升。但其难以解释本文案例中以“本地婚”为主的择偶区域内存在的低额彩礼现象。第三，情感合意视角强调，在弱代际伦理下，婚姻主体的情感合意构成低额彩礼的重要致因。但其难以解释本文案例中强代际伦理情境下情感合意引致低额彩礼的逻辑。

　　因此，本文以皖中Z镇农村的彩礼支付实践为例，尝试对强代际伦理下具有“本地婚”偏好的农村地区的低额彩礼形成机制加以检视。下面将遵循以下思路：首先，对田野选择和研究方法进行说明；其次，呈现当地低额彩礼的支付实践；再次，检视当地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最后，提炼研究结论并展开讨论。

　　本文将以皖中地区C县Z镇的彩礼支付实践为例，对当地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加以呈现。为此，本文把Z镇作为田野调查的地点。Z镇位于江淮分水岭南侧，是华东地区综合改革试点镇，副县级建制。全镇总面积148平方公里，下辖16个行政村和2个社区居委会，户籍人口7万余人。该镇辖区范围内山川环绕、水网密布，村民以散居为主，村庄规模较小，市场化程度高，具有较大的开放性。

　　有学者指出，原子化村庄“父母代际责任感较弱，人生任务感不强，并不把子女结婚当作父代必须承担的人生任务，而是看作子女自身的个人事务”，所以低额彩礼现象较为普遍。但Z镇并非如此。据笔者调查，该镇代际伦理责任较重，亲代往往把帮助子代完婚视为人生任务，而当地彩礼却又呈现出较低的样态。对此，有必要明晰其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

　　C县2023年统计年鉴显示，2022年全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 605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 456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 228元。而2022年当地现金彩礼数额大多为8万元左右，与北方农村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如上文所述，当前学界认为，宗族性村庄稳定的社会结构可以抑制彩礼的市场化倾向。对此，Z镇农村低额彩礼的支付实践为我们洞悉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切口。

　　本文选取Z镇2015—2025年的10起婚事来作为案例分析的对象。这种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可以清晰地呈现彩礼数额在十年中的变化情况；二是可将研究视线投射到每一起具体的彩礼支付实践中，对围绕彩礼数额展开的代际、代内互动协商予以呈现，从而更加深入地展现低额彩礼复杂的形成过程。

　　本文主要采用质性方法来开展研究，具体采取历时性追踪与共时性比较相结合的方式，并结合地方志、统计年鉴等文献资料，试图揭示Z镇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无结构访谈是本文资料的主要获取途径。由于研究主题是皖中农村的彩礼支付实践，因而可能涉及家庭间互动、家庭中代际代内关系以及家庭权力结构改变等较深层次的问题。无结构访谈可为我们理解婚姻双方及其家庭成员的心理认知、行为逻辑提供路径。本文选取的案例主要信息如表1所示。

　　皖中农村的彩礼支付实践呈现出鲜明的礼仪性特征，其具体运作样态构成了理解当地低额彩礼形成机制的基础。本部分将从彩礼的主要构成、数额协商、支付实践三个维度，系统地呈现皖中农村彩礼实践的具体图景。

　　当地的彩礼主要有三项内容，即现金彩礼、改口费和三金，这三项内容共同构成缔结婚姻的仪式性契约，三者分别承担经济整合、身份确认和爱情表达功能。

　　现金彩礼作为缔结婚姻的显性符号，金额一般选择“吉数”，以祝福新缔结婚姻的美满，如案例中小磊支付现金彩礼88 888元，小潘支付现金彩礼66 666元。现金彩礼虽然具有支付功能，但人们主要是将其作为缔结婚姻不可或缺的仪式之一来履行。一般情况下，男方家庭支付的现金彩礼都要交给女方父母。但与北方农村不同的是，Z镇的现金彩礼归属于女方本人，而非其父母。女方可以自主选择将现金彩礼带往新组建的小家庭用于家庭开销，也可以选择交由父母代为保管。

　　改口费的数额同样遵循“吉数”传统，多为双数，意为“好事成双”。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单数，如10 001元、9 999元，寓意为万里挑一、长长久久。不论数额如何改变，改口费的核心功能都是表达对新婚夫妻的祝福，并完成双方家庭代际成员身份的确认。早年间，在婚礼当天的早晨，男方家需要准备“团圆饭”。“团圆饭”是指在新郎将新娘及其父母接到家里之后，新婚夫妻和一对童男童女共进早餐，以此象征新婚夫妻是“金童玉女”，其婚姻是“天作之合”。“团圆饭”之后，新婚夫妻需要向对方父母“奉茶”并改变称谓，此时，双方父母会给予新人改口费。随着时代的发展，“团圆饭”“奉茶”等仪式逐渐简化，演变成婚礼仪式上进行的改口环节。

　　三金一般是指金戒指、金项链以及金手镯或金耳环。三金作为聘礼之一，由男方家出资，女方根据自己的喜好自主购买。当地三金款项一般为2万至3万元，购买金首饰后资金如有剩余，也归女方留存。

　　彩礼金额通常需要经过双方家庭多次协商才能确定，彩礼协商过程呈现出代际权威与情感博弈相结合的特点。根据当地婚俗，彩礼金额的协商一般在女方家进行。男方家需要选择合适的日期，携带礼品前往女方家拜访，在拜访的过程中商议彩礼。表面上看，彩礼是双方家庭之间商议的结果。但在商议之前，两个家庭内部都会先形成一个本方可以接受的数额范围。在“议价”的初始阶段，一般由男方母亲率先提及彩礼的金额问题，然后由女方母亲提出彩礼的具体金额。如果女方家提出的金额基本符合男方家预期，则双方家庭就此定下婚事。如果女方家提出的金额与男方家的预期相差过大，则双方家庭会继续协商，直至得出一个双方家庭都能接受的数额。如若“要价”过高而且不愿退让，导致协商失败，则女方家庭不仅会面临男方家庭的悔约，还会遭受来自外界的舆论压力。

　　彩礼金额一般由女方父母以当地“行价”（指一个时期内的普遍金额）为基数，根据男方家庭实际情况进行一定幅度或升或降的调整。而男方父母接到女方家“报价”后，同样会参考当地彩礼“行价”，并根据自家经济状况，就彩礼金额进行增加或减少的“议价”。这一过程体现了亲代在彩礼协商过程中的权威。但在彩礼协商过程中，子代并未被完全排除在外，也能对彩礼金额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比如案例中的小兰，在父母为了刁难她男友而提出要20万元彩礼时，她就表示“这太多了，不能要这么多彩礼”，要求父母按照当地婚俗进行彩礼“要价”。在小兰的强烈要求下，父母不得不让步，最终使彩礼数额回归“行价”。

　　历经时代发展，当地婚俗已发生较大变化。在当地，多年前并不存在订婚这一环节，订婚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种婚俗。按照以往婚俗，双方家庭就彩礼问题协商一致之后，男方家会通过“拖饼子”这种方式，将彩礼、礼品等钱物送往女方家，就此定下婚事。随着时代发展，订婚仪式逐渐兴起。双方家庭会在婚期前半年或一年举行订婚仪式。订婚不同于结婚，并不具备法律强制力，订立婚约后，直到正式成婚前，双方家庭都可以因故悔婚甚至借故悔婚。如男方家悔婚，彩礼等一切支出女方家庭无须归还；若女方家悔婚，则须归还所有彩礼。订婚仪式一般由女方家庭出资组织，只会邀请双方家庭的近亲属参加。在订婚仪式开始前，男方家需要挑选一个“双日子”，将彩礼和礼品送往女方家。订婚当天，女方家庭会将男方家送去的现金彩礼、三金放置在红色桌面上，一字排开，向亲属展示。

　　按当地婚俗，女方家庭要从所收彩礼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购买陪嫁物品，如红被子、红婚服、红鞋等新婚用品，红被子中需放置用花生、枣子、莲子、桐子包成的“喜果子”，其中花生寓意为生孩子，枣子、莲子、桐子寓意为早生、连着生、生童子。

　　在婚期前一天，男方家需要履行“打礼”习俗，即携带烟、酒、猪腿等礼品，前往女方及其亲戚家拜访，主要意思是提示女方亲戚按时参加第二天的婚礼。婚礼当天，男方前往女方家迎亲，女方家准备人手“送担子”，即用挑担子的方式将女方家准备的陪嫁物品随新人一同送往新家。婚礼仪式上，两位新人首次以“爸”“妈”称呼对方父母，双方父母给予新人改口费。至此，彩礼支付全部完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男孩偏好、生育政策以及生育医学技术的普及，中国出生性别比逐渐失衡。“性别比提高会显著地降低男性的婚姻议价能力，从而导致婚姻挤压现象”，“使女性的婚姻市场议价能力得到提升”。而20世纪90年代“打工经济”的兴盛引发了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实现了农村妇女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冲击了传统的区域通婚圈，导致地方内部通婚圈出现婚姻资源的结构性失衡，全国性的婚姻“市场”由此形成。但全国性婚姻“市场”的形成并没有完全替代地方区域性的婚姻资源匹配。由于“基于本地婚姻市场建立起来的婚姻关系一般比较稳定”等原因，“各个时代农村的村民对于本地通婚都有一定的偏好”，通常只有无法在本地实现婚姻缔结的时候，亲代才会（被迫）接受异地婚。

　　Z镇低额彩礼现象的根源在于当地相对均衡的人口性别结构。根据C县统计年鉴，Z镇近些年的人口性别比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Z镇多年来的人口性别比均在正常范围之内。究其原因，一是计划生育时期，该镇虽然严格强调一孩政策，但仍有不少人员以各种方式超生。尤其是一胎为女孩的家庭，在男孩偏好思想的影响下，即便面临违反政策的严厉处罚，也会选择超生。正如某副科级干部所说：“我一胎生的是女儿，我家到我这代已经是三代单传，就算是取消我党内外一切职务，也不能让我家绝了后。”二是该镇居民虽然有男孩偏好，但即便孕检发现是女孩，也不会大范围地出现选择性人工流产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对“儿女双全”的渴望，当地部分家庭会互换异性孩子，即多女儿家庭会用“富余”的女儿与多儿子家庭进行交换。以上原因使当地的人口性别比维持在正常范围内。

　　在Z镇的彩礼支付实践中，大多数家庭选择本地通婚圈的人进行婚姻缔结，很少有人选择跨区域缔结婚姻。性别结构的均衡使这种选择的普遍实现成为可能。

　　与中国传统社会奉行的家本位不同，现代社会“流动的现代性”带来了强大的个体分化力量，传统社会的习惯性权力逐渐瓦解。因此，现代中国社会也呈现出一定的个体本位，但这种个体本位并不同于西方社会，而是表现出“去传统”又“依赖传统”的特点。在这种背景下，婚恋形式“显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Z镇传统的婚嫁礼俗中，子女婚姻多由父母包办，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女很少有选择的机会。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婚姻制度中父母的权威逐渐退出，子女对婚姻的选择呈现出独立自主的态势。当代婚姻虽然仍离不开传统的家庭关系，但已经充分体现了个体的抉择。婚姻自决的运作逻辑表现为：子代通过情感表达建立“道德制高点”，亲代在“子女幸福”的价值取向中让渡决策权。

　　在Z镇传统的婚嫁礼俗中，嫁妆不为人们所看重，女方父母提供的嫁妆一般为床上用品，如棉被、枕头等。若是女方家庭条件较好，也可能提供家电一类的物品。这些东西价值有限，主要在于履行婚嫁礼俗。

　　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形成了一种高度信任、依赖人情的社群，这种社群被称为“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存在着一套默认的道德伦理，一旦有社会成员破坏道德规范，其他社会成员便会在公共性的交往过程中以说闲话等方式形成“集体的压力”来约束其私人生活。个体如果不及时修正自身行为，就会被边缘化、被疏离而“产生尴尬、跌份的后果”，届时不但个人声誉受损，而且亲属的社会声誉也会受到波及。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旧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被新的形式所取代，构筑其上的乡村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费孝通先生早前描述的“乡土社会”依然大量存在。

　　在Z镇的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密、互动频繁，信息传播以口耳相传为主要途径，道德和舆论成为维护社会规范的工具。案例中的小磊和他对象是同村人，两人于2019年结婚，现金彩礼为88 888元。双方家庭曾就彩礼问题进行过多次协商，但未能达成共识，婚事进程一度陷入停滞。其原因在于女方家庭向男方家索要现金彩礼108 888元，改口费10 000元，这一数额不仅超出小磊家的预期，同时也超出了当时当地的现金彩礼“行价”（8万元左右）。女方家给出的理由是：“我家女儿个子又高，长相又好，还在市里的移动公司上班，虽然不说工资多高，但是也算稳定，更何况都已经怀了你家的‘种’了，你家怎么也应该多给一点。”

　　“行动-结构”约束机制是强代际伦理下农村低额彩礼得以形成的重要机制，其中“行动”指的是子代的婚姻自决，“结构”指的是性别结构和舆论文化结构。农村低额彩礼的形成过程如下：首先，在皖中农村地区，传统多子多福生育观念的延续，维系了代际性别的相对均衡，加之当地盛行的“本地婚”偏好，形成了区域通婚圈的内循环，减轻了当地男性的择偶竞争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额彩礼的出现。其次，情感成为缔结婚姻的核心驱动力，在个体化进程中，子代婚姻自决权崛起，彩礼被重构为一种指向共同生活愿景的情感联结，从而抑制了彩礼的高涨。最后，传统熟人社会所形成的舆论对高额彩礼构成一种制约，即依托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来抑制彩礼高涨的趋势，使得彩礼支付更加注重象征意义和道德认同。综上，“本地婚”情境下的性别结构平衡构造了低额彩礼的资源基础，子代婚姻自决权提升情境下的情感合意程度构建了低额彩礼的情感基础，而熟人社会中强大的村庄舆论构成了抑制高额彩礼的舆论基础。皖中农村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如图1所示。

　　农村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既有研究从代际关系、人口流动、情感合意角度对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但难以解释强代际伦理情境中“本地婚”偏好之下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对农村低额彩礼形成机制的深入探究有助于深化对彩礼运作的理论认知，并为高额彩礼治理提供启示。因此，本文以皖中Z镇农村的彩礼支付实践为例，尝试对皖中农村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进行挖掘。

　　本文的研究发现，皖中农村低额彩礼的形成，本质上是特定社会结构下性别结构、代际关系、文化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核心机制在于：通过生育文化的自我调适维持性别结构均衡，依托区域通婚圈构筑婚姻“市场”壁垒，以情感合意消弭经济博弈动机，借助熟人社会实施道德“定价”，最终形成“有限市场-代际合作-伦理约束”的三维稳定结构。这种模式为理解中国农村婚姻实践的多样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与代际关系视角不同，本文对个体化进程中“家长”权威式微情境下低额彩礼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呈现。代际关系视角将“家长”权威视为抑制高额彩礼的重要因素。与之不同，本文指出，随着子代婚姻自决权的提升，情感合意对高额彩礼具有抑制作用。

　　第二，与人口流动视角不同，本文对“本地婚”情境下高额彩礼的成因进行了探究。人口流动视角认为经济优势地区吸引大量女性流入，降低了男性择偶竞争强度，进而降低了彩礼数额。与之不同，本文的研究发现，在以“本地婚”为主的区域内，性别结构的平衡减轻了男性择偶竞争，构成制约彩礼数额上涨的重要原因。

　　第三，与情感合意视角不同，本文对强代际伦理情境下低额彩礼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揭示。情感合意视角预设了情感合意运作的弱代际伦理情境，认为弱代际伦理下情感合意构成低额彩礼的重要原因。与之不同，本文指出，在强代际伦理情境下，亲代与子代之间的情感体谅、互动协商构成低额彩礼的重要致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